如果说《狼图腾》是年最为畅销的长篇小说，那么《藏獒》则是年阅读最痛快的长篇小说。第二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中，贾平凹的《秦腔》获得“专家奖”，杨志军凭《藏獒》以绝对优势获得“读者奖”，名列年度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说明了读者对《藏獒》的认同。

藏传佛教讲究：“见空性，发悲心。”这六个字也是《藏獒》想要说的东西，也是作者的本性，只有怀揣这种难得的本性才能讲出一个清澈如藏雪水一般的故事。

朋友们都说，杨志军是个好人。一个只要见到要饭的就给钱，而不管他们家是否盖上二层小洋楼的单纯善念主义者是不多见的。

他不吃肉，不喝酒，不抽烟。有一次和朋友吃饭，正在点菜的时候，一条鱼从鱼缸里跳了龙门，跑到了鱼缸外面，他立刻起身，朋友还以为他要加一条，没想到，他将那条鱼放进鱼缸，因为他说：这条鱼还是活着的。

吃完饭，剩的不多，他叫服务员把半条鱼打了包，朋友很好奇，因为他是不吃肉的。他说留给猫吃。朋友问，还有时间养小猫吗？他说是野猫，住的楼下有很多流浪猫没人照顾。出了门，有一个单纯要饭的大妈走了过来，他顺手给了她。在这个社会，人是比猫重要的。

近一百万册的正版发行让杨志军从一个纯粹的作家演变成畅销小说家，这让他有点无所适从，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多如牛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接待。他说他最怕电视台的记者，两句话能说完的事情往往要折腾一个上午。

“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是干嘛的，我写东西就是为了对外面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一种描述，现在能写就写，等不能写了，也就是一普通老百姓。”杨志军如是说。

他其实明白着那，20多年了，20多本的长篇，不明白的话凑不够这么多字和这么多好故事。

文字和人性是贯穿在一起的，假模假式的东西长久不了，《藏獒》都出到第三部了，这些也仅仅是他其中众多的三本而已，对于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藏獒》系列让读者知道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写东西的人，叫杨志军。

有信仰，活得才幸福

易先生：当初为什么选择藏獒这种题材作为表达您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呢？

杨志军：写藏獒是我个人情感的总结，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藏獒，其实这跟我养过藏獒，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似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40年，一个汉人和藏民在感情、生活上已经融为一体，在所有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你必然觉得那个地方的一切，包括狗的生命，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这种情感的驱动是促成我写藏獒的原因。

年，我因为工作关系来到青岛，在海边仰望青藏高原，我才知道，什么是我应该记住的，什么是我应该牢牢抓住的，什么是我应该无法忘怀的。离青藏高原越来越远了，那种对她的感情却越来越浓了，这种感情是我写作的最好状态。我和那个地方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也许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东西在里面。

易先生：藏文化在一般人看来，总是有种神秘感，它对您影响那么大，那么您认为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杨志军：我写藏獒就是想宣扬一种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就是藏文化的核心。我觉得藏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境界。

首先是世俗层面的境界，它告诉你，在什么层面上才是有益的，高级的，才是有利于你自己的。比如说你不能做坏事，你必须善良，必须虔诚地拜佛，才能脱离苦海。这个层面就在告诉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行善，来世你就会变成一个恶鬼，一个畜生。

其次精神层面告诉你，除了脱离苦海，你还可以进入佛的境地。经过你的努力，你可以摆脱轮回对人的束缚。这个追求是对每个活佛、喇嘛提出的要求。

第三个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无论是活佛还是普通人，都要有一颗菩提心去普度众生。不光让自己做个好人，也要让所有人做个好人。不光自己获得幸福，也要让所有人获得幸福。你如果问一个朝拜者为什么要朝拜，他会告诉你，他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也许你会觉得一个普通人背负着这么宏大的目标有些空泛，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教，信仰的出现，把人的灵魂托举到一个很高的点上，它让人们看到那个灵魂时，发现那个灵魂就是我们自己，那你就朝着自己的灵魂去努力走下去。

易先生：现在，即便是时代精英的脸上，也很难找到过去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气定神闲的优雅，人们总觉得不够幸福，真的就是信仰的危机？

杨志军：现在人的所有需求都是从物质角度出发，所以才会患得患失。而藏文化是把人的心灵和灵魂作为服务对象的，他告诉人们，我们追求的不是金钱、物质利益，而是幸福，而这种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我感觉幸福就是幸福，有时跟物质有关，有时又跟物质无关。

在西藏，因为有信仰，人们更能体味到幸福的本质，更能饱满而充实地活着，他觉得人的追求，活着的目的是精神的，在精神上幸福，是真正的幸福。这是当代人所缺乏的，也正是西藏人所拥有的。

易先生：您说的信仰，就是宗教信仰？

杨志军：不一定，信仰这个概念肯定大于宗教。我可以不加入任何教派，但也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信仰是有层次的，道德信仰是最基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使你有了宗教，也有可能做坏事。没有信仰就没有一切，有了信仰不等于就有了一切。

信仰是个很空泛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有向善的趋势，对世界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是基于你对道德、对伦理的认识。我觉得不一定提出一个具体的道德概念作为我的标准，这个东西实际是对自己的束缚。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对事物、世界的认识。我首先解决的就是对青藏高原、对藏传佛教的认识，这是我们人类的宝贵财富。

我一向认为，青藏高原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但却有最现代最前卫的观念，那就是它给人类返朴归真的前瞻思想，给人类回归自然的先锋意识，提供了认同，提供了绝大的可能性，提供了信仰的力量和帮助。

易先生：您自己的信仰有没有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或者事件的影响?

杨志军：有些人会遇到一些人生的巨大变故，比如文革,有些人会改变，但有些人会更加坚定。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有力量的人，而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人。

一条哈达走天下

易先生：在青藏高原生活了40年，您对于藏民的印象是怎样的？

杨志军：我的父亲和我一样，也是《青海日报》的记者，经常去藏区采访。从小我就感觉家里经常有藏民，他们来城市朝拜，看病，购物，都会住我们家，感觉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在青藏高原，藏汉民族的融合已经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我很喜欢喝酥油茶，吃糌粑。而在服装上，他们则学习我们，他们也觉得穿皮袍不方便。我们唱藏族的歌，跳藏族的舞，现在在西宁的广场上，每天几百人集体跳锅庄舞，而里面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汉族人。文化在融合，习俗在融合，风情在融合，血液也在融合，汉藏婚姻已不在少数，而且很时尚。

青藏高原分不开，藏汉两个民族的人民也分不开。离开藏族，汉族吃住都很困难，离开汉族，藏族的文明进程就会减慢。

易先生：在跟藏民的交往过程中，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事情？

杨志军：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具体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人对于生命里司空见惯的事往往容易忽略。

我记得好像是在80年代初，我去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采访牧业点的生产情况，一到当地就得了重感冒，那里既没医生也没药，主人索加去寺院里找懂藏医的喇嘛，正赶上那个喇嘛出去行医，索加就骑马沿着喇嘛的路线一路追了三天三夜，直到追到喇嘛，把他带回来，给我治好了病。

在青藏高原上采访，必须要依靠藏民，经常遇到气温骤降，这时候随便一个路过的藏民都会把自己的皮袍脱下来给你穿上。在那里走路特别放心，出门带着哈达，到了藏民家里，先献上哈达，他们会非常高兴，就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让你住他们家，给你端上最好的食品。

即使没有哈达，你要饿了随便走进一个帐篷，他们都会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你。很多时候，人家盛情招待一番，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彼此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相逢。

易先生：藏民的热情好客跟那里地广人稀有关，还是真的就是信仰的力量？

杨志军：这与自然的辽阔，人际交往的稀少有直接关系。越偏远的地方，人越淳朴。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他们全民信仰宗教有关。藏传佛教告诉他们，要与人为善，慈悲为怀。当他们手里摇着转经筒时，他就已经告诉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内心是什么，内心的趋向是什么。

易先生：年，您的父亲为了参与创办《青海日报》把家按在了青海，47年后，您又为了创办《通俗文艺报》来到了青岛。在青岛生活的12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杨志军：青岛是个海洋文化和齐鲁农耕文化交汇的地方，海洋文化容易激发人的进取心，大家同在一条船上，特别想去远方的陆地看看，这就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各负其责。而农耕文化比较偏重保守，讲究遵守秩序。藏文化容易让人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人往往比较散漫。如果把这三种文化融合到一起，既有海洋文化的进取心，又有农耕文化对秩序的遵守，内心世界还有藏文化的理想，那真的就完美了。（笑）

易先生：您要经历三种文化的碰撞，岂不很矛盾？您适应青岛的生活了吗？

杨志军：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开始我是很不适应的。我本身是个很幽默的人，也许这属于青藏高原的幽默吧，跟藏民讲，大家都会很开心的笑，但刚来到青岛，我发现他们听不懂我的幽默，我也听不懂他们的笑话。在这里，人活得都比较实际。

易先生：现在，有人觉得西藏经济在不断发展，藏民也正在被汉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丢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杨志军：西藏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历史前进的趋势。藏民身上肯定也会有变化，但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群，他们绝不会走向拜金的极端。

我反对那些刻意要求保留西藏所谓的原汁原味，而限制西藏发展的说法，明智的人都不会把这简单地归结为贫穷与富有、现代文明与非现代文明的冲突问题。真实的情况是，在民族地区，首先是汉民在藏化，这是生存的需要，比如语言、饮食、风俗习惯以及信仰和文化心理结构等等，比如我，我就觉得自己差不多是半个藏民，而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藏獒》中的“父亲”就是一个完全藏化的“汉扎西”；其次才是藏民的汉化，藏民的汉化是一种由停滞走向发展，由落后走向先进的表现，是藏民族自发而必然的趋势，不是一个简单的丢失特色的问题。

从一个藏民的角度想想，他肯定也想离开四面透风的帐篷而住进温暖的定居房，肯定也想丢弃烧牛粪的习惯而用干净方便的煤气和电灶做饭，肯定也想穿着舒适轻暖的衣服每天或者每个礼拜都能洗澡，肯定也想坐着汽车或火车去县城购物、去拉萨朝拜。而拥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才是真正热爱那片土地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普通藏民对文明的追求，因为提高生命的质量是人类的基本愿望；更不能自己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所有好处，而要求藏民永远古老，永远不要丢弃粗陋的原始生活。我这样说跟都市流行的“物质主义”没有关系。“物质主义”的前提是放弃精神追求，而藏民不会，至少优秀的藏民不会。我希望汉民和藏民，这一对“同一个妈妈”的儿女，都有高境界的精神追寻，也都能享受高水准的物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