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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
书接上回。
继续做梦。
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张良先生。
我问,若是我想写本明朝人物传记,您推荐我写谁?
他说,肯定是张居正。
我问,推荐理由是什么?
他说,粉丝最多。在历史圈有这么一个说法:十个明粉,四个张居正粉,一个严党,一个徐党,一个心学门人,一个东林党人,一个阉党人,剩下一个是崇祯粉。
我说,一说崇祯,我就想起网上那个热帖,有人问:假如穿越到崇祯皇帝身上,你会怎么做?点赞最高的回答是:卷包袱跑,还得快跑。
他说,崇祯时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说,我是开书店的,主营作家签名书,以茅盾文学奖为主,其中有套书就叫《张居正》,分上中下,也获了茅盾文学奖,我还是略诧异的,您说这是历史研究呢还是小说创作呢?
他说,属历史小说范畴,顾名思义,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文学创作,允许一定程度的天马行空。这类创作里最有名的是帝王三部曲。写历史小说火不火,写谁是关键,写张居正肯定比写秦桧更体面更受欢迎,你就是把秦桧写活了会飞了,也不可能把茅盾文学奖颁给你。
我说,这类创作模式,很容易让人出戏,写李太后绰约风姿让张居正心旌摇荡,其中有这么一句:李太后点点头,朝张居正送了一个秋波……
他说,作者熊召政是爱张居正的,觉得这么优秀的男人咋可能不吸引身边女人呢?太后先是女人后是太后,对不?熊召政对张居正是叔叔对侄子的视角:我跟你说,这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就品学兼优,长的又帅,大姑娘小寡妇都往他身上凑!最爱张居正的作者是朱东润,他写了一本《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对张居正的视角则是父亲对儿子:我娃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他做错了一定是不得已的。写张居正的还有一个人叫樊树志,他则是邻居视角:张文明他家儿子从小心眼多,长大当了官儿,干的事可黑心了。唉!有什么意思呢,我宁可希望娃人品好,平平安安就行。
我问,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他说,他的粉丝认为是成功的,从当时来看,效果算是立竿见影,不管是人事、财政还是军事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延续了明朝的寿命。
我问,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他说,一是节流,二是开源。节流就是给大明瘦身,对干部实行考成制,考成不是考勤,而是让每人列年度计划,年底考核,完成不了就下岗。这一项改革,无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都干过。开源就是增加税收,因为大明越来越胖,财政越来越紧张,甚至入不敷出了。怎么增加收入?张居正创造了一套鞭法,所谓“一条鞭”,应该写为“一条编”,当时苛捐杂税种类繁多,而且以实物征收为主,张居正的鞭法就是变复杂为简单,每家每户也不用交公粮了,也不服徭役了,直接算个简单账,每户每年交多少两银子。
我说,在过去的朝代里,貌似没有白银作为货币的习惯。
他说,是的,甚至明朝有两百年是禁止金银交易的。明初,铜铁等金属紧缺,朱元璋学习宋元,开始印制纸币---大明宝钞,大明宝钞长30厘米、宽20厘米,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票幅面最大的纸币。发行纸币本来是好事,携带轻便,交易快捷,但纸币的背后要有真金白银做准备金才行,可朱元璋根本没搞准备金,并且规定宝钞可以兑换金、银、铜钱,但金、银、铜钱不可回兑宝钞,等于用纸币从百姓手中套走了真金白银,再加上印制无节制,宝钞泛滥成灾,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明代中期,大明宝钞因严重贬值退出流通领域,白银以体积小价值高、易于分割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属性,逐渐开始流通。明穆宗诏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张居正的一条鞭改革,既依赖于白银货币化的基本完成,又促进了白银真正成为主流货币,将税赋用白银计量。
我问,税率比之前高了还是低了?
他说,差不多。
我说,那何来开源?
他说,准确的讲,的确不能叫开源,而是疏通下水道。过去税赋种类繁多,民间避税成风:人头税?少上户口;土地税?少报亩数,全国近半数土地被隐藏了,而明朝税收又高度依赖农业。所以,张居正决定清查土地和人口,重新恢复税收秩序。张居正改革能让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根源是他让部分已经不纳税的土地和人口重新纳税,扩大了税基。
我说,应该也算财政收入的极限了。
他说,还有空间,例如对江南的商业进行收税,例如针对富人进行收税,但是这属于改革禁区,很容易踩到既得利益者阶层的底线,谁敢朝他们开刀?他们就敢让谁下台。
我问,那当大明王朝再缺钱的时候怎么办?
他说,找软柿子捏,针对农民加税。当农民被压的喘不过气时,声称“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李自成自然成了全民救世主,每起义一座州县,明朝便损失一州县的税基,明军打了败仗需要更大的投入才能翻盘,于是明朝越来越少的税基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进入恶性循环,崩盘了。
我问,张居正改革阻力大不大?
他说,相比王安石,几乎是零阻力。因为张居正是独裁模式,他一人掌握所有大权,万历皇帝是他的学生,他一瞪眼万历皇帝吓的都要尿裤子,朝中大臣更不用说了,所以他的改革才能势如破竹。
我问,独裁最怕什么?
他说,怕言论自由,所以必须要关闭评论区。当时各地都有书院,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大学,可是老师讲课时,讲着讲着就讲到了当下政治生态,不由自主的就批判起了张居正,毕竟他是改革派,人的天性是不喜欢改革的,喜欢躺平。妄议改革的人足够多就会动摇改革根基,所以张居正下令关闭所有书院,很多人以为张居正关闭书院的原因是因为学院传播王阳明心法,非也,主要目的就是堵嘴。
我问,张居正改革跟王安石变法有什么不同点?
他说,张居正是光杆司令,几乎是一人在战斗,他死了,他的改革也就死了。而王安石是形成了一个党派,王安石在不在位都不影响变法的推行,王安石死后多年,新旧两党还在交替执政,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安石更胜一筹。
我问,张居正为什么不培养接班人呢?
他说,太过专权,事无巨细,统统自己处理,谁都信不过,不想放权,长此以往,到了年老时呢?又感叹朝中无人能帮他。理论上,皇帝就是他最好的接班人,可是呢,皇帝让张居正伤着了,对政治没半点兴趣,三十年不上朝,不仅仅不上朝,仿佛是自闭症患者,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事不理。
我问,怎么伤的?
他说,他太想把万历皇帝栽培成尧舜之君,为万历皇帝定下了日常生活的规则:九岁小皇帝每月只用九天上朝听政,其余时间,则去文华殿上课学习,结果适得其反,这娃在被扼杀了所有童趣之后,连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等亦师亦父的张居正死了,
他还掘了张居正的坟,鞭了张居正的尸。
我说,起了叛逆心。
他说,皇帝的叛逆期好像比一般人来的更凶猛和漫长,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罗马皇帝康茂德身上,他爹奥勒留给他安排了十七个老师,其中八个教哲学,结果康茂德厌学,只喜欢角斗士。
我问,万历皇帝小的时候怕张居正,长大了,为什么不把权力拿回来?
我说,你家里养了两只狗,一只是成年的哈巴狗,一只是刚满月的藏獒,哈巴狗总是欺负小藏獒,等藏獒长大了,它依然害怕这只哈巴狗。经历、性格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万历皇帝很难在张居正面前硬起来,张居正也一直把他当孩子看待。张居正若是让皇帝逐步走向台前,自己退到幕后,将手中的权力归还给皇帝,改革的寿命或许会更长,明朝的寿命可能会更长。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当明朝成了糠心的萝卜时,被颠覆也是一种进步,是先进模式对落后模式的取代。
我问,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为什么抄了张居正的家呢?孬好不说,张居正也算自己的恩师,咋说翻脸就翻脸?
他说,是信仰倒塌了。张居正死后,曾在张居正的强硬手腕下利益受损的各种官僚开始对其进行清算了,他们翻出各种张居正生前的罪证,比如任人唯亲,接受巨额贿赂,私生活糜烂,欺君罔上。万历皇帝最初也不信,但是求锤得锤,张居正在自己心目中的泰山形象坍塌了,一起崩塌的还有自己的世界观,于是愤怒的抄了张居正的家,开了张居正的棺。
我问,清军与明军作战时,武器是否全面碾压?
他说,之前我跟你提过一嘴,明朝灭亡有个客观因素,就是明朝在接受世界先进军事体系的过程中没有周边民族快,既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又包括科学的作战模式。明朝虽然号称万国朝拜,但是经济、科技交流基本是空白的,因为有海禁。
我问,丝绸之路呢?
他说,明朝时期丝绸之路几乎是荒废的。一是沿途有不少蒙古部落,不太平,维稳成本太高,而大明的军事战略以守为主。二是明朝重心是农业,不重视贸易。三是明朝发展重心在北京、南京,太靠东,丝绸之路属于西大门,这就如同你住小区东半区,那么就很少走西大门。
我问,张居正知不知道改革的关键是科技与生产的大发展?
他说,你都能知道,他能不知道吗?只是,这玩意不是说想要就能有。哪个家庭不知道收入高了日子就好过了?但是想要高收入就有高收入吗?主要是当时的明朝太闭塞,几乎不知道外面发生着什么,张居正也是有想象力天花板的,他不知道除了土地之外还能从哪抠到钱。明朝什么时候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是传教士们偷渡到中国以后,给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扇窗户。
我问,为什么要偷渡?
他说,海禁。
我问,咱聊点小话题,你说作为我们这种个人、家庭,要不要学习张居正做一下精简优化呢?
他说,在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你追求的精致、完美主义,在更高维的格局面前,一文不值,这个更高维是用高收入、高发展来不断打破原有框架和天花板,而精简优化呢?则是加固框架与天花板。有位企业家说过这么一句话:精致的文艺不是浪漫,粗糙的宏大才是浪漫。
我说,读张居正改革,我总想起我爹,我们家在村里收入比一般家庭好一些,主要是我爹我娘比较能干,多包了几亩地,我爹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评为万元户,是村里的TOP3,但是,后来我们家逐步被其他家庭超越了,他们或做了生意,或出去打了工,而我爹我娘依然在坚守一亩三分地。明朝可能就犯了我爹相似的错误,只知道摁着地种,不知道去转变思维,去发展更高价值的领域。明朝犯这样的错误咱是可以理解的,丝绸之路断了,海禁了,明朝几乎就是一个世界孤岛。那作为了解世界变化的清军,他们入关后,为什么不转变思路呢?
他说,清军属游牧部落制民族,当时中原大地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全世界最强大最伟大的帝国了,他们当时对国家发展方向、政治体制建设这种的,心态可能类似于福山的那本书的名字——文明的终结,就是想不出要怎么进化,认为中国已经是社会进化的顶峰了,没必要再改革再创新了。这就如同你从农村搬进了县城的二手房里,装修早就过时了,而在你眼里,这已经是超级豪华、超级现代、超级前卫的装修了,不需要再重新装了。
我问,第一个到中国的传教士是谁?
他说,沙勿略,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也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明初,天主教在世界各地开花,包括我们的邻居印度、日本,可就是进不了中国,沙皇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沙勿略,这哥们登陆了离广东很近的上川岛,然后联系蛇头准备偷渡过来,就在这期间,染了疟疾,死了。(偷渡过来?就敢光明正大现身?不会被抓了?)
我问,这些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会采取什么套路?
他说,擒贼先擒王,最核心的套路就是看看怎么能见到皇帝,若是皇帝都信天主教了,那自然就遍地开花了。
我问,谁是第一个敲开故宫门的传教士呢?
他说,利玛窦。
我问,也是偷渡进来的?
他说,是的。(偷渡过来?就敢光明正大现身?不会被抓了?)
我问,他用什么办法敲开的?
他说,他知道皇帝喜欢被朝贡,以这个理由被允许进宫的。他是这么想的,既然送一次礼,就送个革命性的,新鲜的。送什么呢?当时宫中是采取铜壶滴漏来计时,而利玛窦呢?直接送了两座自鸣钟,这玩意瞬间颠覆了满朝文武,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先进的玩意?关键是这玩意需要定期维修保养,于是皇帝任命利玛窦为钟表维护人,可以自由出入宫中,还有薪水。
我问,皇帝见过他吗?
他说,万历皇帝是宅男,不可能见他的,但是也好奇,这洋鬼子到底长什么样?就让画师给画出来,拿给自己看,到死,万历皇帝也没见过利玛窦。我问,他还带来了什么宝贝?
他说,一张世界地图,对明朝上下的震撼,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外星人在我们面前展开了银河地图,此时的中国人才知道,哇,原来地球是圆的,还有美洲大陆、澳洲大陆的存在。但是呢,大家对这个地图不是很满意。
我问,为什么不满意?
他说,大家无法接受中国处于世界东方的事实,于是利玛窦遵照万历皇帝的吩咐重新绘制一张大地图,为了迎合中国人“天圆地方”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利玛窦把子午线向左移动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中央,这种调整被后来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沿用至今。
我问,地图对大家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他说,天下成了地球,从面到体,其实,地球一词就是利玛窦创造的。我问,这张地图叫什么?我去搜来看看。
他说,《坤舆万国全图》。
我问,明朝人对利玛窦带来的见识冲击,是接受还是否定?
他说,你做个假设,你穿越到解放初期,跟人们讲互联网,讲手机,他们会不会把你当精神病人看待?但是,总有嗅觉敏锐之人,当时就有个人非常认可利玛窦,甚至膜拜的五体投地,此人就是“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徐光启。
我问,徐光启是干什么的?
他说,先不说他是干什么的,徐家汇知道不?
我说,知道,上海的中心区域。
他说,徐家汇的“徐家”就是他家,徐光启的墓地在这里,其子孙聚居于此,并逐渐繁衍开来,“徐家汇”的地名便由此而来。
我说,真会选地方。
他说,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结果呢?中国人对他的传教没兴趣,对他的见识有兴趣,特别是他的铁粉徐光启,开始了跟班式的学习,通过利玛窦去了解欧洲先进的点点滴滴,包括历法、数学、物理……徐光启的想法是借助西方科学兴盛国家。
我问,那要不要搞个投名状,信耶稣?
他说,徐光启,信了耶稣。
我问,西方传教士,他们怎么学中文呢?口语好学,读写怎么解决?
他说,他们对汉字进行注音,这形成了最早的汉字拉丁化,汉语拼音也就是这么来的。传教士的到来,使我们很多落后的方面开始与世界接轨,例如我们说的农历,明朝之前的农历不怎么准,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历法,就可以对我们的农历进行优化。
我问,这些传教士怎么呈现自己的天文地理呢?
他说,笨蛋,有书呀!徐光启是个学霸,一看就懂了,越看越不能自拔,他立刻向皇帝提议,以数学为根本,展开气象、水利、军事等分科,让专业的人去指导专业的事,差不多相当于成立明朝的中科院,并且将这些科学学科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倘若皇帝接纳了他这个建议,也许明朝会像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由一个封建王朝转型为现代国家,只是,历史没法假设,万历皇帝对这些事没兴趣。
我问,遇到一些比较好的书,徐光启会不会给与翻译?
他说,会的,徐光启在数学领域是奠基人一般的存在,利玛窦送过他一本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本书可谓是现代数学之基础,于是俩人联手给翻译成了中文,一直到今天,我们熟悉的三角形,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平行线等几何词汇,都是在这一次合作中由徐光启翻译出来的。
我说,若是万历皇帝有徐光启这个觉悟,那还了得?
他说,没办法,历史就是误会的集合。
我问,利玛窦死后埋在了哪?
他说,北京城,在今天西城区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宽大的绿色庭院中央。
我说,那绝对安全。
他说,这个话题,不深入探讨,利玛窦的尸体都没了,一九零零年被义和团给毁了,碑埋在土里不敢拿出来,过了六十年,他的碑又一次被埋在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