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麦归来

当年一起在农场参加锻炼的女大学生们

年春节过后，我们结束了在西宁市大堡子汽车九团近两个月的“新兵”训练，乘坐苏制嘎斯51轻型卡车前往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部队农场，全程近三百公里。

怀着对即将到来的劳动锻炼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我的心情既兴奋又迷茫，不知道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怎样一个环境，我这个生长在大城市的人是否能够适应这种全新的生活？

当我们翻过日月山口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荒凉苍茫的世界，高原的春天还没有来到，山坡草地尽是枯黄的颜色。

在共和县吃过午饭，我们登上小山顶上的烈士陵园，祭奠在巴仓农场牺牲的门合烈士。

下山时忽然刮起大风，风沙弥漫，天地间昏黄一片，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时候，一位同学大声喊道：“恰卜恰的春风啊，吹透了我的老羊皮袄！”一下子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笼罩心头的阴霾随之一扫而空，这位创作出“经典名句”的同学名叫廖祖义。

兴海县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当时的人口只有一万多，我们要去的大米滩农场，距离兴海县城还有几十公里，必须穿过一片叫“野马滩”的大草原，再下到黄河峡谷底部，狭窄的简易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壁盘旋，每到拐弯处往往要打一把倒车才能过去，后轮经常有一半悬在公路外边，一路下来真是惊心动魄！

大米滩是黄河峡谷中一块比较开阔平坦的荒滩，地势很好，东边紧靠黄河，西边是一排悬崖峭壁，黄河自南向北蜿蜒流淌。汽车九团开垦了两千多亩田地，在上游的黄河支流曲什安河口处建了个水轮泵站，把河水通过一条跨河管道送到对岸，利用倒虹吸原理压到山腰的水渠，渠身有一定的斜度，曲什安河的水就沿着近十公里的渠道自流到北边的农场浇地。为了跨过一道道沟谷，沿途建了六座渡槽。水轮泵站由军人管理操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渠道的维护。这里的山体风化严重，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来自全国二十多所大专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被分为两个连，一连有女生，住在场部的营房里；我们二连住在场部南边一公里多的地窝子里，最南边一排地窝子是连部和三排，中间是一排，最北边是我们二排的三个地窝子，厨房、厕所都建在东侧的黄河岸边。

一段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趁着农事还没有启动，我们先完善营区的设施建设，脱坯垒火墙、盘火炉子、装门帘、建厕所，平整地面建篮球场、排球场等等，要在这里生活至少一年以上，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生活设施不搞得周全严实一些是不行的。

农场的劳动生活虽然艰苦，但集体生活也有很多乐趣，很多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军事化劳动生活

先介绍一下我们四班的人吧。我是二连二排四班的班长，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副班长云保华，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陕西省华阴市人，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话不多，写得一手好字，连里的板报都由他承包了；殷德进，也是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的，陕西省大荔县人。他的小名叫“鱼儿”，我们习惯叫他小名，大名都快被忘记了，他有个特点：认死理，经常为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有点符合那句俗语：“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茘县”，我们为此常拿这话打趣；曾德树，毕业于北京大学，南方人，好较真，是殷德进的辩论对手；窦汝广，毕业于中央财经学院，山东人，年龄最小，属狗的，外号“狗子”；封明德，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言谈举止一副上海绅士派头；安危，毕业于西北财经学院，甘肃人；魏永喻，毕业于青海大学，青海人，心灵手巧，负责连队的菜园子；方立，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甘肃人，大个子；陈宗立，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人，党员，副排长，跟四班住在一起（好像还有几个人，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遗憾！）。

我们四班的同学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是都很团结，从来没有闹过大的矛盾，尤其是几次危险的经历，更是把我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来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部队派出干部担任连、排领导，过的自然是军事化生活：早晨六点起床出操，六点半连队领导训话，安排一天的工作；七点洗漱、整理内务；七点半“天天读”；八点出工；十二点午餐，在渠上工作的人由炊事班送饭；下午六点晚餐；六点半连队晚点名；七点班会总结；七点半以后归自己安排，在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或烛光下读书、看报、写信或者写日记；十点熄灯。

当时我们二连的主要任务是维修水渠。因为这一带是海相地质构造砂石堆积而成，加之地表的山体风化严重，又经过若干年来的风雪严寒侵蚀，渠道好多地方松动，遇水经常渗漏、塌方。为了不误农时，还没有完全安顿好，队伍就分批拉上山坡，抢修渠道破损的部分。有的地段从山下背土垫底，有的地段铺设防漏塑料薄膜隔离，遇到渠道与渡槽接头处干脆用浆砌石加固。

背、抬土上山是个力气活，没有可行的路，箩筐抬不成就用尖底背篓背。尤其是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半山腰，空着手上山都喘不上气来。我看副班长云保华轻轻松松担着背篓的样子，心里不服气，跟他打赌：“如果你能把两筐土挑上去，我输给你两盒烟！”“什么烟？”“两盒宝成烟。”“不行，最低是群英！”“好，两盒群英烟，精装的！”结果这哥们居然把两筐土石一气挑了上去，全班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后来才明白：老云是农家子弟，个子不高却很敦实，喜欢打篮球，从小帮着大人干活，力气很大，像我这样在城市长大的青年，不服不行！

巡视渠道，最令人头疼的是走渡槽，架在两边的渡槽是U字形的，深六七十厘米，上口宽约一米，渡槽的边沿大约十厘米，渡槽上口有一根根细的横梁，不知道谁设计的间距，一步跨不过去就掉到水里头了。我胆子小，只能一只脚踩着边沿，一只脚踩着横梁，战战兢兢地倒着脚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南京大学毕业的吴敬华，一个英俊健壮的南方人，竟然两只脚都踩着渡槽窄窄的边沿往对面走，中途还站住脚，悠然自得地点上一支烟。这情景，真是让人心服口服！

紧急集合与放哨站岗

那时，部队农场的敌情观念都比较强，据说草原上还有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残匪。为了以防不测，连里从一开始就要求学生们睡觉必须头朝里脚朝外。

虽然提高警惕非常必要，但我最不喜欢的是半夜紧急集合。时不时就会来这么一下，哨子一响，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赶紧爬起来穿戴整齐，五分钟内站好队列。接着拉出去跑一大圈，回来继续休息。这么一折腾，睡意已经丢到天边去了，哪里还睡得着？

那时，我们每天熄灯后都要轮流上岗，两个人一班岗，一（两）个小时一轮换。大家最不喜欢的是半夜的岗，刚刚睡着就被叫醒换岗，转悠一（两）个小时完全清醒了，又回来接着睡，可哪里睡得着？所以，第一班岗和最后一班岗比较受欢迎。

我最喜欢站最后一班岗，两个人挎着苏制铁把冲锋枪绕着营区慢慢走，天空澄澈，明亮的星星仿佛近在头顶。黄河水不停地奔流着，山谷间回荡着雄鹰的鸣叫，静静的夜幕显得愈加深邃神秘。

渐渐地，东方天际冉冉升起一颗格外明亮的星辰，是启明星（俗称三星），它和傍晚可以见到的长庚星是同一颗星——金星。

每当见到启明星从东方的群山后面升起的时候，我会不由得想起远在几千里外渤海之滨的家，想起我离家的头一天晚上，妈妈一边流着泪絮絮叨叨，一边帮我整理行装的情景……

年夏天，上初中的二妹妹去了黑龙江兵团；12月，我这个家里的长子去了青海；年春天，上高中的大妹妹又去了内蒙古兵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兄妹相继远行，不知道父母心里该是多么难受！其实，我完全够条件留在天津，就是因为怀抱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一腔热血，响应党“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填报了我们年级唯一的青海名额，至今我对这一决定毫不后悔！

农场生活的乐趣

农场生活很艰苦，但是也充满乐趣。

每月汽车送来给养，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团里的卡车拉来米面油菜肉蛋，连队的伙食不错，我很快就长胖了。我们最关心的是家信和报纸。身处高原峡谷，似乎与世隔绝了。“离乡四千里，家书抵万金”，即那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一收到信，大伙就忙着写回信，转天好让司机带回西宁寄走。

平时我们也会找些开心的事调剂生活。

记得地窝子后侧的山崖上，经常有一群灰色的野鸡跳来跳去，发出“嘎啦啦”的叫声，当地人因此称它们“嘎啦鸡”。见得多了，有人就想办法用胡琴弦做成几个活套，串在行李绳上，两头系到石头上，活套下面撒点米粒，好去套“嘎啦鸡”。每次做好准备，大家看上去在地窝子里照例“天天读”，却都竖起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等听到“嘎啦鸡”惊慌的叫声时，“呼啦”一下人全都跑了出去。果然，活套变成了死套，“嘎啦鸡”被牢牢捉住了。那时，物资相对匮乏，我们又缺少环保的理念，捉住猎物，大伙就兴高采烈地改善一下伙食。

不记得是炊事班还是三排的人了，出手更高明。他们把制服的风纪扣摘下来做成鱼钩，拴在行李绳上，早晨放到黄河里，中午回来拉起行李绳，肯定有鱼，运气好了，甚至能有好几条！

炊事班是连里最辛苦的单位，为了让炊事员休息一下，连里安排各班轮流做一个星期的饭。记得有一次轮到我们班时，却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让我们班杀一头猪改善生活。杀猪改善生活是好事，可谁来完成任务呢？

好容易把猪抓住捆好，却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操刀，大家全傻眼了！

无奈啊，谁让咱是班长呢！一介书生今天就当把屠夫吧……

地窝子塌了

我们班的地窝子是部队战士们所挖，房梁是杨木的，中间还有一个弯。那年六月初，麦田开始浇水。有一天，我们班值上半夜班护渠，后半夜才回来睡觉。天快亮时，地窝子顶上有猪来回跑，沿着墙边“哗哗”掉土，就听安危说：“我怎么能看见星星了？”平时比较懒的窦汝广忽然勤快了，说了句：“我去轰猪”，披上皮袄蹬上大头皮鞋，就跑了出去，待他刚刚跑上台阶，就听身后“轰隆”一声巨响，地窝子塌了！我们都被捂在里面，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见。我一下子就蒙了，也不知道喊话。很快就听到不少人来了，扒开塌下来的檩条子土石等，排长刘天柱第一个把我拉了出来，边拉边埋怨我：“你们怎么都不出声呢？”我这才反应过来：“都吓蒙了，哪还顾得了出声？”然后又自顾自接了句“大难不死，必有洪福！”话一出口就马上感觉不妥，当时指导员张宏福就站在旁边呢。我一时紧张得腮帮子上的肉都在哆嗦。还好，我们班的人一个个都被救了出来，幸亏墙头的石头没有滚落，大家才完好无损。只有窦汝广的铺板正在梁下，被砸断了，如果他不起来轰猪，后果难以想象，这大概就叫作“吉人自有吉兆”吧，大家起哄说：“汝广快去给猪磕头吧，那是你的救命恩‘人’啊”！

四班地窝子坍塌时的一声巨响，震惊了早起正在“天天读”的同学们，他们以为是草原上残余的叛匪来袭击营地了，不仅冲锋枪子弹上膛，炊事班的同志们把菜刀、炉钩子、菜铲子都拿在手里英勇地冲了过来！见是地窝子坍塌，赶紧扔掉手里的家伙，从地窝子角上扒开一个洞，这才迅速把捂在下面的人救上来了。

事后大伙分析无一伤亡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我们平素习惯了头朝里脚朝外睡觉。屋顶横梁折断时首先压在中间靠脚部的位置，其他椽子一头还搭在头朝里的墙头上。平常我看解放军连排长们很严肃，对睡觉的位置管得紧，那一刻才总算明白了严格要求下爱的深意。至于为什么我是第一个被救出来的？我们实行的是部队的序列，班长排在队伍最前面，副班长在队伍最后面，睡觉时也是如此排列，我在最外面门口处，副班长在最里面。我的位置最冷，副班长的位置最暖和，但是空气最不好，十几个大小伙子的臭脚那个气味啊！所以，我们要求每天晚上必须烫脚才可以睡觉！

引水渠排险

高原降雨稀少但很集中，繁重的体力劳动对我们这些书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大家都盼着下雨，还编了一句顺口溜：“大雨落米滩，撅起屁股，休息一天”。

但是，有一次雨后，却让我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

水轮泵是靠水流冲击轮叶转动的，曲什安河落差很大，水流非常急。部队在泵站上游大约一公里的河道上建了个低于水面的堤坝，截分出一部分河水流入沿山开凿的渠道，利用落差带动水轮泵。这条引水渠有明渠也有隧洞，水渠不宽，可以加快水流速度。

一次暴雨过后，隧洞口的山体塌方，堵塞了渠道，各班轮流清除塌落山石，换人不停工。轮到我们班清理山石时，看到这个任务既繁重又危险，我就非常小心，刚开始干活，突然观察到隧洞上面一块立着的大石头跟山体之间有了空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塌下来。我立即让大家停下来站远点，对方立说，你跟我上去，我把那块石头撬下来，你在后面保护我。

我们两个人上去后，我拿着撬杠插到石块跟山体的缝隙里使劲撬动，方立在后面抓住我的腰带，我撬了十几下，那块立石动了，而我脚下踩着的山体也动了，方立用力把我往后拉，我手里的撬杠脱手而去，我们两个人刚刚退到能够安全站立的地方，一大堆山石好像流沙一样轰然而下。好悬啊！我俩都出了一身冷汗，下面的同学也惊得目瞪口呆。

本来计划两天完成的任务，结果四天才清理完。

下巴掉了

小时候淘气，和同学逗着玩，右边颧骨磕在课桌角上，造成了不注意就会掉下巴的毛病，因此不敢大笑，打哈欠必须用手托着下巴。谁知道有一天下雨，大家在地窝子里说笑聊天，突然打了个哈欠，下巴居然掉了！同学们看新鲜之余，赶紧把卫生员王正科找来，如果是下巴两边都脱环了比较好上，我这是右侧单边掉了，小王费尽力气也托不上去，只好把场部的医院。

快到兴海县时，遇到一条小河，因为下雨河水上涨，嘎斯车底盘低，过不去，天色也晚了，幸好河边有两顶地质队的帐篷，他们很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吃饭、休息，我嘴巴合不上，非常难受，吃不了东西，只好忍受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河水还没有落下去，地质队用电台叫来的救护车停在对岸过不来，怎么办？地质队员从附近村子里找来两位牵着马的藏族村民，请他们把我们分别抱到马背上蹚过河去，然医院。因为脱臼时间太长，面部肌肉拉得太紧，医生也托不上去，最后给我做了个全身麻醉才解决问题。第二天，场部汽车来接我们回去。在小河边又遇到了那两位送我们过河的藏族同胞，因为那天没有穿藏袍，我开始没有认出来，直到他们笑着打招呼，我方才知道他们是帮助过我的恩人，于是立即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真是一次痛苦又幸运的经历！

两只军犬和一匹白马

记得我们来到大米滩时，营区里有两只狗，一个黄色皮毛的名字叫“雷达”，原来是雷达兵养的狗，后来雷达站撤销，“雷达”就被农场收养了，还有一只黑狗，名字叫“二黑”，是体型比较小的一只藏獒。“雷达”很聪明，我们早晨出操时，它带着“二黑”在队伍前面跑。我们出工上渠，叫一声“雷达”，它就会跟着我们到水渠边上，我们把东西放下，对“雷达”说，看着点。它就会一动不动守在那里，直到主人回来。这样聪明的狗，任谁都喜欢，大家经常逗它玩，喂两只狗好吃的。两只狗也很势利，对我们这些营区里的人百依百顺，可对外人就毫不客气。“雷达”后来就因为这个出事了。记得那天它跟着一排的人到劳动工地，工地来了个老乡，它扑上去就把老乡的屁股咬出了血。这还了得，副连长怕影响军民关系，当即下令处死“雷达”。同学们虽然很痛心，但也无可奈何。“雷达”死后，我们在连部旁边山下挖个深坑把它埋了，不知是谁还用砖头刻上“雷达之墓”，立碑纪念。

剩下的“二黑”变得形单影只，常常跑得没影。一天傍晚，“二黑”突然冲进我们班的地窝子，钻到铺板底下，怎么轰也不出来。实在无奈，我对大家说，算了，就让它先在下面待着吧。半夜时分，听到它“呜呜”地叫，大家又累又困，没有人去理会它。早晨起来，闻到一阵阵血腥味，往床底下一看，原来“二黑”下崽了。几只小狗崽子在地上拱来拱去，特别可爱！原来“二黑”是母狗，怪不得体型不大呢。我跑到食堂说明情况，要了些吃的，送到“产妇”嘴边，它很快吃光了。我用脸盆接了一盆水，还兑了点热水，它也一气喝光了。因为我的一系列亲善行动，它终于允许我们摸它的小崽子了，小狗的眼睛紧紧闭着。有同学说，小狗三天后必须掰眼，不然就睁不开了，也不知道此言是真是假！

我们把血渍清洗干净，“二黑”和它的几个孩子就此成为我们地窝子的正式成员。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司务长领了一位藏族村民来，乘“二黑”不在，把几只小狗抱走了。等“二黑”回来，发现小狗不见了，马上跑出去，绕着整个营区寻找，不时返回地窝子看看，因为找不到小狗，它像疯了一样，最后跑出营区再也没有回来。我们都非常同情这位不幸的母亲！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营房里总不能一直养一大群狗吧。

除了狗，农场里还有一匹白马，四肢细长，骨架匀称，一看就让人心动。我们这些刚来高原的人，看见马总想上去骑骑，多威风呀。可想归想，却没人能骑得了它。据杨场长说，这是一匹立过战功的军马，退役后送到农场来养老的，谁也不准骑它！

这匹白马就这样无人管束，白天在草原上随意走动，晚上自己回场部的马厩。

这匹白马总是静静地伫立在黄河岸边的崖壁上，望着天际的群山云烟。顺着河谷吹来的寒风舞起它长长的鬃毛，它似乎没有感觉，只是在那里凝望着远方，好像在回忆战场枪林弹雨激烈厮杀的场面，寻觅着那些久违的战友和记忆。每每看着它那孤独的身姿，我总会想起曹操的著名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时隔不久，白马卧在黄河岸边的沙滩上静静地死去了，杨场长命人挖了一个深坑，安葬了这匹功臣军马。

奇怪的是，几十年过去了，我还经常想起那匹白马伫立在黄河岸边英俊潇洒的身姿！

丰收的喜悦与离别的悲伤

金风荡起滚滚麦浪，一幅喜人的丰收画面展现在面前。两千多亩的阿勃春小麦，茎秆粗长，籽粒饱满，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这是我们二百多名大学生近一年的辛勤劳动成果！

收割、脱粒、晾晒、装袋，其中的辛苦自不必言说。小麦丰收，我们劳动锻炼的生活也该结束了，喜悦的同时，心底升起对这一段艰苦生活深深的留恋。今后，再也不会有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地过集体生活了，每个人的前途又在何方？

我们在大米滩农场地窝子度过了年的元旦，其间还经过了清队整党学习教育。春节前，我们返回了西宁九团团部。春节之后，分配方案很快下达，二百多名来自祖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到青海高原的各个地方。

我则和其他15位同学留在团部，等候兰州军区后勤部批准入伍。没想到的是，青海省认为部队留下16个人太多了，经过一番讨论，最后部队只留下8个人。这样一来，包括我在内的8个人就被重新分配到西宁工作。

我到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报到，从此开始了我持续终生的新闻记者生涯。